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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画，我国的文化瑰宝，尤其是宋代院画，更代表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。
然而，即使“南宋四家”这样的院画大家有传世之作留存至今，还是有美国学者对于“南宋画院”的存在提出了质疑，由此牵出了一系列的学术争论——杭州历史上到底有没有“南宋画院”这么个地方？
史料中关于“南宋画院”的“留白”，给了我们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的空间，恰如面对南宋院画时应有之遐思。在大概摸索出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后，相信90%的老杭州会惊喜：绝了！原来就是这里啊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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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，宋高宗赵构在半壁江山的风雨飘摇中登上了“人生巅峰”。
一面是待收拾的旧山河，一面是金军几乎把刀尖抵到脸上的威胁，内忧外患中，仍在四处逃命的赵构还会有心思重设老爹徽宗钟爱的画院吗？
有的，这哥们儿有的。
一桩冤枉官司背后的“定案”
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十月，高宗离开应天府由运河南下，本打算巡幸江宁，却因为东南动乱，不得不驻跸扬州。
展开剩余91%在扬州待了差不多一年，殿中侍御史张守给高宗上了一道请罪状，叫作《论置翰林图画局待罪奏状》，大意是： 朝廷现在重置翰林图画局，前些天，我就和同事们讨论了这件事。在选址问题上，我建议租赁郭康伯的房子给翰林图画局办公。但有人说郭康伯是我家亲戚，我有以权谋私的嫌疑。作为御前的监察官员，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干的，但舆论炒起来了，我实在没脸再在陛下跟前做官，请陛下将我贬官吧。
摄/晚风吻尽荷花叶
这场贪腐风波最终由尚书省查实，张守这个人还是干净的。而张守的请罪状也说明了一个事实：南宋初年，高宗带着的还是个“草台班子”，却也已经决定重置翰林图画局——租房子办公的事情都摆上了议程，说明当时翰林图画局的重置已经是“定案”而非“议案”，“翰林图画局”这个官方机构已经在编制上了。
可能有人会问，在当时高宗都不知道自己哪天被金军撵上的环境里，“定案”会不会最终变成“废案”？ 有一个叫梁楷的宫廷画师用自己的落款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南宋梁楷《出山释迦图》，左下小图为梁楷写在释迦背后的落款字迹放大图。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梁楷出生于高宗朝、长于孝宗朝，是个牛人，画画得好，喜欢喝酒，喝酒后放浪形骸，人称“梁风子”。可就是这个老酒鬼，画得最好的，居然是禅画。 他有一幅名画，叫作《出山释迦图》，画中有他的落款“御前图画梁楷”。按照汉语书写常识和习惯，这类落款就是“单位（职务）+署名”，说明“图画局”这个单位在南宋政局稳定后还是被保留了下来。
一语双关的“画家十三科”
梁楷上班的单位，在当时严格来说不称为“翰林图画局”，当然，更不会直白地叫“南宋画院”。
高宗后来从扬州一路逃到临安城，翰林图画局也就在他南渡逃亡时瓦解了。但仍有一批宫廷画家们辗转来到临安城，被安排至翰林院，在其下属单位“画家十三科”工作。“科”是宋代的一级官署，比如秘书省的太史局，下面就设有历算科、天文科、三式科。
摄/张贞
初刻于理宗端平三年（1236年）的赵升《朝野类要》中记载着一条重要信息：唐以来，翰林院诸色皆有，后遂效之，即学官样之谓也。如京师有书艺局、医官局、天文局、御书院之类是也。 即今画家称十三科，亦是京师翰林子局。如德寿宫置省智堂，故有李从训之徒。
这条记录说得很清楚， 当时的宫廷画家把自己的工作单位称为“十三科”，属于翰林院下面的一个子局。同时，这里还有两个要紧的名词——德寿宫和李从训。
德寿宫大家都熟悉，高宗禅位后就在那养老。至于李从训，他原本就是徽宗“宣和画院”的待诏，属于北宋遗老，也是南宋宫廷画家的前辈了，他被安排去德寿宫省智堂专职伺候高宗，而他的“组织关系”也是挂在“十三科”的。 顺便提一句，李从训的养子也是个著名画家——《西湖图》的作者李嵩。
摄/方临明
至于为什么被称为“十三科”，可能与古代画家们的绘画内容有关。根据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记载，绘画有“佛菩萨相、玉帝君王道相、金刚神鬼罗汉圣僧、风云龙虎、宿世人物、全境山水、花竹翎毛、野骡走兽、人间动物、界画楼台、一切傍生、耕种机织、雕青嵌绿”这十三种画科（即题材类别），南宋“画家十三科”之名或也与此有关。
非官方记录还是习惯称“画院”
关于“南宋画院”，宋人还有一些较为明确的记录。
宋末元初人卫宗武在《秋声集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 故昔之缙绅游于艺，多以此（指绘画）名世。近来能士绝少，夏大夫圭，画院之应诏者耳，而驰声于时。夏大夫圭就是“南宋四家”之一、被称为“夏半边”的夏圭，卫宗武说他是“画院之应诏（即画院待诏）”，说明南宋确实有“画院”这个单位存在。
宋高宗书、马和之绘《孝经图册》中宋逢丑题跋中提到的“画苑”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生活在宁宗朝的西湖老人则在其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里记录了宁宗去景宁宫祭祖的场景，其中提到了很多朝廷机构， 比如内藏库、南廊库、封桩库、閣子库、祗候库、内军器库、御机房、画院、天章阁、太医局、国信所……这当中就包括了“画院”。
《永乐大典》卷七六〇三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记载迎驾百司中的“画院”。国家图书馆藏
南宋释居简的《北磵文集》中也记录了一件事：北山鲍家田（今灵峰探梅景区青芝坞一带）尼庵梅屏倾京都，高宗燕殊宫，尝令待诏院图进。这里说的是，在德寿宫的高宗喜爱灵峰一带的梅花，就让画院待诏画一副写生送去。
这么看来，非官方记录中还是习惯用“画院”这个更上口的称呼。
地图上那些“不能说的秘密”
说到这里，想必有人会好奇，“南宋画院”到底在哪里呢？
关于“南宋画院”的院址，画史和学界有过“园前说”和“万松岭麓说”两种意见。不过，这两种意见都值得商榷。而在《咸淳临安志》“京城四图”的《京城图》《皇城图》中，均没有标注与“南宋画院”相关地名。它到底被藏到哪去了？
宋版《皇城图》复原图。原刊姜青青《〈咸淳临安志〉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复原研究》
要弄清这个问题，先得认识一下“南宋画院”的上级单位——翰林院。 翰林院最早是唐玄宗设置的，是文人待诏的地方。宋代也设置了翰林院，人员架构上虽然与唐代略有区别，但性质上还是宫廷应奉机构。唐代的翰林院就设在宫内，北宋的翰林院同样设在宫内，也曾设在宫门外比较近的地方。到了南宋，《乾道临安志》和《咸淳临安志》都有记载，翰林院就设在宫里。
这么一来，问题就能解释清楚了。翰林院既然设于宫内，那么作为下级部门的“画院”，基本可以确定也设在宫内。
北宋元丰三年（1080）吕大防绘制《唐兴庆宫图》碑刻（反相）上的翰林院所在位置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
既在宫内，那么就有一个涉密的问题。皇宫里的布局，怎么能随便泄露给外人知道？ 因此，在《京城图》中，大内仅仅是象征性地缩于一角，而《皇城图》中关于大内也仅标注了丽正门、和宁门、东华门等“非敏感位置”的地名，宫墙内的地理信息则一概略而不提。
老熟人把“皇城那些事儿”交代了
地图上找不到，就得找当年进过宫里的明白人“问问”。
宋末元初有个叫陈世崇的文化人，十八岁那年就跟着他爹进了宫。他爹陈郁是东宫讲堂掌书，相当于负责教导皇室子弟的“班主任”，在当时的教育系统里算得上是一等一的人物了。陈世崇自己也是东宫讲堂说书，算是班上的“任课老师”。 元灭南宋后，陈世崇没再当官，写了一本叫《随隐漫录》的笔记，其中就细致描述了南宋宫廷生活。
摄/方临明
关于大内的布局，《随隐漫录》是这样记载的：皇城九里，入和宁门，左进奏院、玉堂，右中殿、外库。至北宫门，循廊左序，巨珰幕次，列如鱼贯。祥曦殿、朵殿接修廊，为后殿，对以御酒库、御药院，慈元殿外库，内侍省内东门司，大内都巡检司，御厨，天章等阁。廊回路转，众班排列。又转内藏库，对军器库，又转便门。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，南宋大内设有大批应奉机构。
至于翰林院，得往和宁门以东的东华门方向再走两步：又东过阁子库、睿思殿、仪鸾、修内、八作、翰林诸司，是谓东华门。 这就很清楚了，“画院”作为翰林院的下级部门，应当和“翰林诸司”一起，就在和宁门与东华门之间的“众班排列”当中。
南宋皇城的和宁门在今万松岭路和凤凰山脚路交叉口南侧，即馒头山西北处；东华门在今万松岭路与中山南路交叉口南侧，即馒头山东北处，两者之间相距200米左右。 那么，“南宋画院”的大致院址，当在今馒头山北麓、万松岭路以南一带。
宫廷画师纷纷发来“位置共享”
关于“南宋画院”院址的推断，还有一些有趣的“物证”——南宋院画的创作地点。除了马远《雪楼晓倚图》位于凤凰山上圣果寺附近，李嵩《钱塘观潮图》位于皇城以北之外， 李嵩《高阁焚香图》、李嵩《月夜看潮图》、马远《山水册页·青峰夕霭图》等等，大多数画的视角位置都“猬集”在皇城东部馒头山上。
南宋萧照《中兴瑞应图》韦妃“黄罗掷将”末尾残留半边题款：“待诏赐绯鱼带（袋）臣萧照”（左侧蓝框内为字迹放大图）。此图见于中华珍宝馆
造成这个现象，大致与宫廷画师的身份有关。《宋代官制词典》中提到， 翰林医学、天文、图画、书艺、音乐官员为伎术官，北宋政和以后，医官和天文官中有若干的大夫官阶。也就是说，作为专门服务宫廷的“专业技术人员”，宫廷画师没有什么“政治身份”，地位比较低，不被允许涉足朝政中心，因此也就不能随意进入馒头山与凤凰山夹峙的内外朝核心区域。
南宋李嵩《月夜看潮图》是从馒头山位置描绘钱塘江夜潮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上班时间不能四处瞎晃，宫廷画师只能在办公室附近找地方搞创作。之前推断过， “南宋画院”大致在馒头山北麓、万松岭路以南一带，而馒头山西望凤凰山，东濒钱塘江，是南宋皇城后宫苑囿之地，其西侧的朝政宫殿和东北侧的殿宇楼阁都近在咫尺，堪称皇城内的“最佳机位”。
摄/北辰
宫廷画师就近登山作画，这或许就是南宋院画取景集中于馒头山的原因。而这条隐秘的轨迹，也侧面透露“南宋画院”的大致位置。
漫步杭州
南宋的余韵总在不经意间流淌
可能是馒头山一带
也可能是河坊街、鼓楼一带
这其中，你最熟悉的是哪些？
背后又有哪些故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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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北京市